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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历史学习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 70 年(1949—2019)(二)

2019-07-03 16:13:13 来源:启达教育网

这个时期,除了文献资料点校整理和考古学有所成就之外,近代史方面值得一提 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1972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由 河南“五七干校”全部返回北京,恢复工作。9 月,近代史成立了由40 余人组成的中华 民国史研究组,计划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集,并开始工作。 2011 年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这项经几代人努力的工作才最终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各 12 卷。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2018 年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之际,已 经发表了大量论著,对近代史各分支学科都进行了综述和总结。因此,本文只拟在宏观层面上关注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一)

近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

历史领域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显然,史学要向前发展,首先必须清理积弊。 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引发了全面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让史学研究重回学术轨道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对史学领域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推动全社会思想解 放的健将。

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在于区分学术和政治,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1979 年第1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点教训:第一,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他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对革命史学 的工具性运用做了回顾和检讨,结论是: “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和客观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诸多特点,就愈能为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提供帮助,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1970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在思想解放潮流下,史学界发生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

在阶级观点笼罩一切之时,史学界大多数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前文曾述及1954年关于近代史分期的讨论,胡绳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范文澜、孙守仁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为标准,金冲及提出以社会经济表征和 阶级斗争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结果胡绳的意见胜出,理由是反帝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而在近代中国,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的变化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猛烈,即阶级斗争具有超越民族斗争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三者不能并置。1979年,戴逸发表文章,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他提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 这一主张得到广泛支持,有学者进一步申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刘大年同意“人类社会发展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前进”,但“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 到1980年6月,已有近百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这一时期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历史的推动作用,在历史的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历史的大转变往往通过暴力形式呈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世界历史罕有其匹。作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酿成诸多学案乃至政治冤案 的核心问题”。 “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此问题的讨论再度展开。在农民战 争性质问题上,董楚平提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这个制度的“修理工”;孙祚民则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反封建性质;谢天佑指出农民阶级在自发地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着“自觉”的因素,尽管这种自觉因素始终没有达到质变。在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问题上,对久已存在的农民政权说和封建政权说进一步展开争论。对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虽然在农民起义准备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它却不是打定天下的思想武器;陈守实认为平均主义进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却很大;邵勤认为平均主义是一种空想,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也有学者肯定平均主义的价值,提出不能将 平均理解为单一的经济观点,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贵贱”和经济上的“均贫富”两个方面,是鼓舞农民摧毁封建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农民起义后新王朝“让步政策”的讨 论,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建国初期,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提出“让步政策论”,曾得到普遍赞成;但“文革”前却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攻倒算论”。“文革”结束后,这一问题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自 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苏双碧说,“让步政策”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提出命题,并未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质。王学典认为,“让步政策”论本身即带有“左”的色彩。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建国初期就被固 定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在认同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因素为历史的重要内容之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1981年间,史学界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才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由“总的合力”所创造,而从未说过“奴隶创造历史”。1984年,黎澍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申论,认为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既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与此相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并不科学。黎文再次引发争论。反对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既是生产斗争的主体,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而是历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有学者提出,人们固然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的作用并不是等同的,必须区分剥削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不同作用。

上述诸问题讨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获得统一结论,事实上,这些讨论都没有明确的“定论”。这些问题的讨论在1980年代即告结束,后来再也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中心。讨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破除禁区,解放思想,遵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探讨学术问题。

(二)

范式争议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文革”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大致持续了十来年,到1980年代后期,进入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性、理论性突出,专题研究严重滞后,考据方法常被批判,历史描写聚光于少数几个事件,严重背离了历史学的学术性和丰富性,也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在挣脱政治枷锁之后,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研究主题,对理论问题和宏观问题兴趣降低。但在这一总体背景中,有一个问题的争议不但 持续时间长,参与学者多,而且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直接相关,意义重大。这就是关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议。

1980年第 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他 提出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用不同眼光认识近代史的标志性文章。此前,黎澍 在总结1979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 近事实。” 可见,从有别于革命史传统的角度看近代史,已经是一种引起普遍关注的现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 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 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由此引起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长期争论。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现代化包括革命”。对于第一个问题,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对以革命史为中心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当性作了概括性阐述:“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 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 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对于第二个问题,“革命史范式”论者并不反对从现代化角度撰写中国近代史,而且认为它将是革命史的有益补充,可以为革命史所包容,但“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 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而“现代化范式”论者则认为“现代化范式”更具包容性, 主张把“革命史”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欲建立一种包括革 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释框架。即“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 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

“革命”与“现代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内容,因此,两种范式的 相互包容具有客观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学者都尊重对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位置。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己容彼”的主张,从而体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性价值,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

(三)

“在中国发现历史”与研究模式的移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快速繁荣的一个外部条件,是日益频密的中外学术交流。正如熊月之所说:“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 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实在是单方面的接受或曰“移用”。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封闭之后,理论和方法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的需要。学者渴求新理论、新方法,难免未加分析批判即予采用,确实存在批评者所言的“学徒状态”。就宏观历史研究而言,从“新三论”到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现代化理论到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从冲击—反应论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竞相出现于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产生深广影响,如现代化理论,又如“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

1984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9 年该书中文版问世之后,“在中国发现历史”“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这一研究取向的口号式流行多少令人费解。首先,柯文自己多次表示,他预设的读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同行,而不是中国学者;相反,他担心中国学者由于不了解美国学术界的相关背景和惯用术语,可能无法理解这本书的论证方式和意义。其次,柯文的著作是对美国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的学术转向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研究的指引。第三,中国学者本来身在中国,以中国为中心建构历史叙事理所当然,而且,如罗志田所指出, “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革命史叙事中的“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三大高潮”实际上淡化处理了 19 世纪三个重大涉外 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 不过,“在中国发现历史”之所以像 “通货”一般流行,除了如批评者所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缺少自信、盲目崇西崇新所致之外,还存在其他原因。第一,中国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缺乏本土资源。柯文本人即说: “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他无法“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第二,这一研究取向对中国史学研究具有正面价值。近代以 来,崇西崇新在很长时间内占据压倒性优势,不但西方学者以外来眼光看中国,中国学者也普遍存在学者所批评的“不够中国”、自我“东方化”“他者化”的问题,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而不是套用从西方历史中提炼的逻辑和概念,无论用意还是结果,都有值得肯定之处。

“中国中心观”传入中国、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史学前辈刘大年 早在1990 年即加以评述,肯定“中国主线论(按:即中国中心观)批驳那种以为在近 代历史舞台上,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只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以及批评殖民主 义观点的遗留,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 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入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 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诞无稽之言!” 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心观”展开批评,如夏明方把“中国中心观”体现于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归纳为“柯文三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论”,在历史变化 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 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

三、回顾和展望

从 20 世纪前后起步到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已经是历史 学的重要分支,已经具有完备的学术体制和强大的研究队伍,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新中国70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也有许多沉痛教训。学术的本质在于不断探索,它不会有终点,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笔者相信,在开放而有纪律的学 术环境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将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向前推进。

(一)

致力于建立相对独立于政治的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史学资治作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其胜利后 建立的新政权,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国方略等方面迥异过往。通过对近代史的研究,阐述革命的合理性及其致胜之由,是史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如果历史学成为宣传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必定是消解自身存在的基础。“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学术被政治大面积覆盖,其结果不但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开展,研究空间也越来越收窄。虽然革命史范式的建构者主观上也想把“社会生活、经济生 活和文化”纳入叙述框架,但“主线”光亮太强,结果一定是“辅线”的若隐若现,以致不见。“八大事件”已经严重限制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八大事件中又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核心,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政治投射到历史研究领域,又让“主线”内容一再删减。现实有多复杂,反映过去的历史就有多复杂,只有线甚至只有点,肯定不是历史的真实反映。可以说,“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已经病入膏肓。“文革”当中,历史沦为 政治的奴仆,作为学术的史学走入死胡同,差点在“火热”中灭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近代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理论方法也超越了单一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与时代相呼应:重视经济建设的现实,提升了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兴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对改良的评价有了不同的角度;现实中社会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商会为代表的近代民间组织在研究中权重加大;应对灾荒,历史可为殷鉴;女性角色多元,历史研究中的女性样态遂多姿多彩……。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宽容度加大之后,学者可以按照性之所近和资料便利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还可 以“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即司马迁所谓‘见之于行事’”。李伯重观察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路径依 赖逐渐弱化,“正在走向依照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而发展的道路”。 社会经济史学如此,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亦如此。动辄牵动整个史学界的大讨论已不多见,更加专业的中小型研讨会则层出不穷。这种状况难免令人感觉史学研究没有“热点”,然而,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尊重学术的独立性,用学术态度和学术话语回应现实 问题,应该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学术演进的常态。

(二)

致力于建立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史学家根据时代需要、学术训练和个性相近、资料便利等因素,对“史观”或“史料”有所侧重,但每一位史家都必然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没有“史观”作为取舍的引导,恐怕连“实录”都难以胜任;没有史料或史料仅为点缀,则不属于历史学。大体而言,“史观派”即使曾经“以论带史”,大多数学者内心仍认可“论从史出”;“史料派”可以宣称“史学只是史料学”,然而沦为口号之后难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傅斯年本人的研究及对史学同行的要求何尝没有史观。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前 30年过分强调史观,专题研究严重不足;后40年则趋于“就事论事”,对理论较为轻忽。史学研究当然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重建,即描述“大树以何种方式倒下”,但历史学家本人和他们的读者都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历史学。历史学家必须将过往的历 史事实放到相应的意义网络中,阐述其与其他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并且对历史事件 和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加以评判。而这种评判,既要如陈寅恪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达一种同情;也要求历史学家站在人类文明的更高处,作一种评价,从而产生“资治”和“知来”的作用。所以,历史学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而解释首先需要有一些重要概念,并以这些概念建 构相应的解释体系即理论。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W. H. Walsh)说,历史研究的主旨, “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 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 当然,史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历史解释和历史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相当的空间,但是,历史解释决不能凿空妄言,如果那样,或许仍可称“理论”,却不再是“史学理论”。

由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看历史的角度肯定各有不同,史学理论也一定多种多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 体指导下,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让史学呈现更丰富的面相。

(三)

致力于建立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不悖的中国近代史学

“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以宏观为特征,改革开放后则微观选题大受欢迎,以致学界常有“碎片化”之虞。《近代史研究》曾连续两期(2012 年第4、 5 期)发表12位中外学者的笔谈,就此展开讨论。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碎片化”并未至严重程度,有的认为碎片研究还不够。但“碎片化”现象确实存在,其表现一是选题窄小,二是缺少与总体历史脉络的意义关联。读者对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的总体性、普遍性判断和阐述抱有理所当然的期待,因为这些基础人文学科关系人类的共同命运,提出具有普遍性 的阐释,是这些学科存在的基本理由。

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决不能也决不会限于细节研究。即使以微观史研 究著称的学者同样高度强调“意义的联结”。《马丁? 盖尔归来》作者娜塔莉? 戴维斯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比如,就马丁? 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有历史学家担心,倘若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一样有名甚至更加有名,历史学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戴维斯的回答是:“我希望已经发生的改变是,人们在教马丁?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马丁? 盖尔们。”彭刚认为,如果把历史事实的 重要性界定为:特定人物和事件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影响 所及地域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等,那么,无疑可以说,马丁? 盖尔与马丁? 路德完全无 法相提并论。马丁? 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 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离开了前者, 我们无法理解和讲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维斯发掘了马丁?盖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别的个案,达成对特定时段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

不过笔者认为,对“碎片化”问题,不妨抱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细节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如茅海建所说,“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其次,与任何行业一样,历史学的从业者也必是才有高下、学有厚薄,虽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成为元帅显然是小概率事件。志高才大的学者不会满足于微观研究,而大量研究者终身也不可能建构独特的理论或进行宏观阐述,能解决具体问题,哪怕是一个小考证做得好,就是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再次,对于大多数史学从业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选题更宏观,更不是生拉硬拽地进行“理论创新”,而是养成贯通的眼光,具备史学的常识,即“题目不妨专门,眼界必须通达”。除了这些理由之外,我们还应当相信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完善功能。引起忧虑、展开讨论既是自我完善的期许,也是自我完善的行动。以笔者长期在学术期刊从业的经验来看,过分细碎的“无意义”之作,难于通过编辑部和同行评审而获得发表机会,相信学位论文和各种评价、评奖机制同样具备类似功能。而且,如果某一“碎片”光华耀目,若秦砖汉瓦唐三彩元青花,则即使仅剩断片残角,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总之,应提倡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多方位 多角度地看历史。

(四)

致力于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

理性地处理中外学术资源,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工作。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冲突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研究近代史应具有世界眼光,是很早便有的认识,不过早期的近代史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认识也主要是从史料立论。陈寅恪说:“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陈垣说,近代史的研究“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傅斯年说:“吾国最近百年来史料每在外国文籍中。”罗家伦说:“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 民国时期,主流学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潮流较少隔膜,也曾借用西方科学主义等方法治史,但此时欧美对中国的研究罕有涉及近代史,这一领域的学术影响呈现相互性。如蒋廷黻固然受到马士(1855—1934)中外关系史著作的影响,他的“现代化史观”对学生辈的费正清等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并在几十年后“出口转内销”。中国的革命史学曾受苏联影响,中苏关系交恶后,这种影响大为弱化。“文革”时期,中国基本与世界隔绝,对国外史学发展不关心,不交流,更不采借。

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彻底改观。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无论观点、资料,还是 人员,都实现了便捷交流。学者指出,各种域外史学理论的“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 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实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 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性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学术的引进和讨论,对于丰富中国近代史叙述,校正片面性,尤其对提高中国学者对理论建构的重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弊病亦随之而来。一个时期,“与国外学术交流输入为主,自信缺失”,甚至“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这当然是没有道理的。西方学者有理论建构的传统和工具,有思辨的习惯,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足,如立场不同,视野有别;身处局外,难以感同身受;史料的完备和适当解读也 成问题。所以,决不能不加辨别地“拿来就用”。

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罗志田说:“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对话不但要有成熟的心态,更要有自 身的学术优势。如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外学术对话一直显得比较成熟而有效。吴承明一再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应用。 李伯重非常重视国际学术潮流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史学从萌芽到今天,一直受到国际学术潮流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我们都无法拒绝我国的经济史学正在国际化这一现实。事实上,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正因为有借鉴和批判的自觉,经济史在历史学各分支中开放性强,传承性好,成绩出色。

应当致力于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努力化除中外学术资源之间的紧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

作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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